鲍尔將所有近期通脹風險歸咎於關稅。實際上，整體風險源於联准会過去和現在的貨幣政策，即反復的量化寬松和將利率維持在過低水平太長時間，這助長了過度消費並使政府的奢侈開支得以持續。